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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人权和正义而战是我作为人的责任。 支持藏人,香港人和维吾尔人,蒙古人,澳门人,台湾人或任何受到中国共产党专政统治和威胁的人,都是我作为人的责任。” 我们本周的异议英雄唐路是出生于中国的作家,艺术家和活动家。唐路的积极行动源于她从1989年的天安门大屠杀中幸存下来。 “请记住,我们不是天生的激进分子。 我不是以激进主义者的身份出生的,但是我们不能保持沉默而不战斗,我们不能放弃。 如果我们不战斗,人类和地球将被摧毁。我们必须大声疾呼,互相关心,永远记住没有什么是永恒的。 我们站在历史的正确的一方。 我们将把暴君和亲信绳之以法,我们会赢,但是如果我们不说出来,如果我们不战斗,我们就不能指望别人为我们而战。 我们必须一起战斗,胜利是属于我们的!” 唐路加入#whyprotest为什么抗议运动,呼吁中国立即:   终止与和平集会权的国际人权标准不符的政策和做法; 废除采取致命武力镇压和拘留和平示威者的政策; 惩罚对和平抗议者进行任意拘留和酷刑政府官员; 批准《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和《关于强迫和非自愿失踪问题国际公约》; 邀请联合国和平集会和结社自由权特别报告员评估西藏和平集会自由的现状; 由西藏人权与民主促进中心于5月3日发起的#WhyProtest为什么抗议运动旨在突出表达自由,它揭示了和平的藏人抗议者的勇敢而鼓舞人心的故事,这些故事将揭穿中国在西藏冠状病毒大流行用来掩盖其逐步压制和迫害和平持不同政见者。 在今年12月10日国际人权日之前的几个月中,该运动将30名西藏活动家和人权捍卫者传达希望,鼓舞的信息。 加入#WhyProtest运动,通过共享数字运动信息或与我们分享您捍卫抗议权的故事以及为什么异议自由对您很重要。 如果有兴趣,请写信给Tenzin Dawa女士以获取更多信息:tenzin.dawa@tchrd.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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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西藏或东突厥斯坦,我们可以看到和平抗议经常导致人员失踪,他们将受到威胁、骚扰、殴打、入狱甚至被杀,而抗议的呼声都不会被听到。这就是为什么有这么多藏人选择自焚的原因,这就是为什么许多维吾尔族兄弟姐妹选择暴力的原因。因为别的都行不通!” 我们本周的#disisttinghero李芃萱是国际西藏网络的东亚协调员。作为人权活动家,她参加了许多抗议和倡导运动。 为捍卫抗议权,李芃萱告诫:如果我们依靠一个单一的狭窄标准来评估运动,那么就会掉入“不公正的陷阱”。 “在许多地方,我们有幸行使言论自由和自由和平抗议的权利,我们受到警察的保护,不会受到警察的虐待。当然,我们应该尽力而为,在造成最小损害的同时保持声音。但是,我们绝不应该将抗议的策略作为评估我们行动的唯一标准。 “但是,对世界上的每个运动和每一个人的运动都无法采用相同的标准。因为某些人群所在的地方不适合,或者基本上是一个非民主,不自由的社会,人们可以使用的策略可能非常非常有限。” 李芃萱参加了#whyprotest运动,呼吁中国立即: 终止与和平集会权的国际人权标准不符的政策和做法; 废除采取致命武力镇压和拘留和平示威者的政策; 惩罚对和平抗议者进行任意拘留和酷刑政府官员; 批准《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和《关于强迫和非自愿失踪问题国际公约》; 邀请联合国和平集会和结社自由权特别报告员评估西藏和平集会自由的现状; 由西藏人权与民主促进中心于5月3日发起的#WhyProtest为什么抗议运动旨在突出表达自由,它揭示了和平的藏人抗议者的勇敢而鼓舞人心的故事,这些故事将揭穿中国在西藏冠状病毒大流行用来掩盖其逐步压制和迫害和平持不同政见者。 在今年12月10日国际人权日之前的几个月中,该运动将30名西藏活动家和人权捍卫者传达希望,鼓舞的信息。 加入#WhyProtest运动,通过共享数字运动信息或与我们分享您捍卫抗议权的故事以及为什么异议自由对您很重要。 如果有兴趣,请写信给Tenzin Dawa女士以获取更多信息:tenzin.dawa@tchrd.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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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the 25th anniversary of the enforced disappearance of the 11th Panchen Lama Gedhun Choekyi Nyima, the Tibetan Centre for Human Rights and Democracy (TCHRD) reiterates its call for his immediate and unconditional release and unfettered access to independent international human rights group to ascertain his fate and wellbeing.

Gedhun Choekyi Nyima was six years old when he and his parents became victims of enforced disappearance at the hands of Chinese authorities on 17 May 1995, three days after His Holiness the Dalai Lama had recognised him as the reincarnation of the previous 10th Panchen Lam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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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藏人权与民主促进中心(TCHRD)要求立即释放西藏商人多吉扎西(Dorje Tashi),他是一名藏人私营企业家,目前正在服无期徒刑,自2008年7月10日起在西藏自治区拉萨市附近西藏自治区监狱关押。 拉萨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0年6月26日以涉嫌“贷款欺诈”罪判处多吉扎西无期徒刑。十年后,他的案子第二次上诉,理由是他本人不认罪、判决本身是错误、不公平。 位于北京的证信律师事务所于2018年10月就多吉扎西案发表的专家意见得出结论,多杰扎西仅在琴桑园公司(他是最大的投资者)具有“挪用资金”罪构成要件,但被以“贷款欺诈”而定罪。该意见是意见委托六名中国法律专家辩证、论证后发表的。该小组成员有:周光权和黎宏是清华大学法学院的教授和博士生导师。张凌 和阮齐林是中国政法大学刑事司法学院的教授和博士生导师。高贵君 原最高人民法院刑五庭庭长。彭东原最高人民检察院公诉厅厅长。 专家的意见要求对多吉扎西的裁决进行彻底审查,因为没有证据表明该案存在贷款欺诈行为,因此这是“不公平”和“冤案、假案”。专家们发现就在同一个检察院、同一法院,以及同一审判长、审判员对同一年,同样性质,被告人同样不认罪判,而且,涉及资金高达5千万,还是同一年的案件。但是,终判量刑相比,多吉扎西案判决的歧视性显而易见。 2010年,两名中国商人因犯下“贷款欺诈”罪而分别被判处15年徒刑,金额达5300万元人民币,该案被称为:“西藏自治区建区以来涉案金额最大的贷款欺诈案”。专家指出,中国商人的判决比多吉扎西轻很多,甚至设法减轻了刑罚,目前出狱获得自由。而且该案件的判决是在多吉扎西案前五个月。尽管审判长杨庭轶及其代理审判员李瑞红对这两个案件进行了调查,但最终导致两个案件的量刑具有天壤之别。 “这两个判决与天空和地球一样不同。 [中国商人]拒绝在贷款欺诈案中认罪。与[他们]所犯的53亿美元的贷款欺诈相比,多吉扎西的涉案资金挪用金额是区区150万元人民币,但他被判处无期徒刑。专家提出:“如此不公的量刑怎么解释?” 专家警告说,如果不多吉扎西案不能纠正他可能会没有犯下的罪行情况下在监狱里度过余生。他们进一步指出,“本案是否最终获得公正解决,考验国家司法机关对依法保护民营企业家合法权益的决心”。 最近,北京泽博律师事务所王飞律师在他的中文微博上写道:“从2019年12月23日向西藏自治区监狱提出依法会见多吉扎西,已经过去了13天,从2020年1月2日当面递交会见手续,也已经过去了3天,西藏监狱还没有我安排会见,而@司法部 《律师会见在押罪犯规定》第八条明确规定,监狱收到律师提交的本规定第五条所列的材料后,对于符合本规定第四条规定情形的,应当及时安排会见。能当时安排的,应当当时安排;不能当时安排的,监狱应当说明情况,在四十八小时内安排会见。根据上述规定,西藏监狱已明显违法。我干耗在这里已四天之久,仅仅为了一个正常的会见而已 —-”。 王飞律师并请求: 西藏司法 、北京司法 、西藏检察 、拉萨市检察院 为我维权!几天后终于在今年1月6日与多吉扎西见面。 六年前,多吉扎西第一次上诉但没有得到任何的回复,去年8月,有关部门称在审查此案,但是,11月有关部门拒绝了多吉扎西案件的审查。 2010年,多吉扎西被判刑后,流亡藏人的消息来源报道说,这位前商人曾经是西藏境内最成功的藏人私营企业家之一,因涉嫌他为参加2008年拉萨抗议活动的藏人提供了秘密支持而被拘留。最终在接下来的几年中引发了全西藏的起义,并向西藏流亡群体提供了捐款。与多吉扎西一起被拘留的其他人是他的弟弟多吉次丹,以及亲戚多噶次仁和次成。多吉次丹被判处6年徒刑;次成被判处2年徒刑。中国当局没收了多吉扎西的个人财产包括超过5.3亿元人民币,并拥有了拉萨著名的牦牛酒店和日喀则市另一家酒店。审判是秘密进行的,他的家人没有允许参加。 西藏人权与民主促进中心执行董事次仁措末表示:“多吉扎西及其家人近12年遭受的巨大不公正待遇凸显了中国政府不平等和歧视性的法律和政策,这些法律和政策助长了西藏人民普遍,系统地侵犯人权的行为。” 。 “我们要求中国当局撤销这一可耻的不公正判决,并立即无条件释放多吉扎西。中国政府有义务维护和实现人权,其中的基础是平等和不歧视原则。这一原则构成了法治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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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工作人员 西藏人权与民主促进中心强烈谴责中国政府对西藏牧民反贪污活动家阿亚桑扎先生非法判处7年徒刑的行为,并呼吁立即将释放阿亚桑扎。 12月6日,中国政府对阿亚桑扎的裁决基于模糊的和过分的刑事指控,即“寻衅滋事罪”和“聚众扰乱社会秩序罪”。近年来这些指控连同正在进行的全国性“扫黑除恶”运动被中国当局武器化以此来镇压西藏的异议人士平息对当局的批评。 12月6日下午,青海省果洛藏族自治州甘德县法院对阿亚桑扎和其他八人开庭两天之后宣判。其他被判刑的藏人包括:索东、次臣、阿索、多桑、旺杰、坚参、诺贝、吾见次仁和旺钦等九人中如今清楚哪一位没有受到审判,他们均被审判前拘留超过14个月。 阿亚桑扎的律师蔺其磊律师表示,他和另一位律师将对判决提出上诉。蔺先生称此判决“不公平”,因为阿亚桑扎没有犯罪,更谈不上警方声称的有组织犯罪的“黑恶势力”合作的问题。 对阿亚桑扎的判决再次揭露了中国司法机构和缺乏法治的严重内在问题,这使中国执法部门能够继续犯下侵犯人权行为而不受惩罚。 阿亚桑扎是按习近平所谓的反腐败与贫困战争的口号而揭露了地方官员的腐败贪污行为的。有数百名当地藏人呼吁释放他的请愿书中,阿亚桑扎先生被誉为反对腐败和揭露滥用权力的楷模声音。 很明显,阿亚桑扎先生及其同伙因成功开展反贪污运动并揭露了甘德县地方政府当局的不公平和非法行为而被监禁。 就在他于2018年9月上旬被拘留之前,已有200多名当地藏人参加了阿亚桑扎揭露腐败的运动,向地方纪律检查局提出请愿书,以反对地方政府挪用扶贫资金,包括阿亚桑扎的故乡江千乡。 今年八月,青海省纪委通报了当地官员对甘德县的扶贫资金被挪用视而不见的行为。当地官方媒体报道说,“2019年5月,下藏科乡党委书记陆继虎、乡长公保受到留党察看一年、政务撤职处分;县扶贫开发局局长周曲才对下藏科乡丹库村、江千村易地扶贫搬迁项目批复,擅自超标准收取自筹款、确定搬迁对象、变更建设内容,在项目实施期间,陆继虎、公保私自将135户房屋建设任务分配给张某某等四人,并将部分自筹款未通过县扶贫局账户直接支付给施工队,造成房屋质量不过关。受到留党察看一年处分,降低其退休待遇;分管副县长杨金凤受到党内严重警告处分。其他相关责任人受到相应处理。” 上述官员被通报与阿亚桑扎领导的其他藏人多年反腐败揭露运动的直接结果。阿亚桑扎揭露了政府官员领导层和商人之间的欺诈、腐败交易骗取公共资金的事实。 中国地方当局在审前拘留期间花费了很多时间来准备对阿亚桑扎先生及其同伙的虚假指控。还曾经试图从蔺律师处获得指控信息遭蔺律师拒绝。10月18日晚上,在经过为期三天半的审前会议后,阿亚桑扎先生拒绝认罪,他的律师接到了甘德县公安局办案人员多吉才让的两次电话,要求做笔录,然后补充说:“原先阿亚桑扎涉嫌的诈骗罪,没有被检察院起诉到法院”被蔺先生拒绝,并回答说,“辩护人不能指证当事人”。 西藏人权与民主促进中心认为,这一判决阿亚桑扎等是精心策划的阴谋的结果,阴谋使阿亚桑扎先生及其同伙名誉扫地,并粉碎了成功的反腐败基层运动,揭露了中国反贫困和反腐败战争的诸多滑稽和虚假性。必须立即取消这一非法裁决,以结束对阿亚桑扎先生及其同伙的任意拘留。西藏人权与民主促进中心敦促国际社会,民间社会和个人一致向中国政府施加压力,以履行其人权义务,以使像阿亚桑扎先生这样的藏人不要因行使良心而遭强制保持沉默和监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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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时发布 在《世界人权宣言》颁布71周年之际,西藏人权与民主促进中心呼吁联合国会员国通过保护民间社会的表达来捍卫世界人权。 这个呼吁是在世界上许多地方的民间社会声音受到攻击之时发出的,特别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对民间社会的镇压导致大规模监视,完全限制沟通渠道,骚扰、恐吓和告密人权活动家之际发出的,这项镇压行动导致西藏无数侵犯人权行为无法及时报道。 颁布《世界人权宣言》后的71年历史证明自由、多样和多元化的民间社会对于增进和保护人权和基本自由是必不可少的。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说:“向公民社会提供空间不是可选的。”关于民间社会空间的缩小,专员指出:“ [h]人的权利使各国有义务尊重,保护和实现每个人的见解和言论自由、获得信息、和平集会和结社自由的权利以及参与公共事务并保护个人不受非国家行为者干扰的权利。” 近年来,中华人民共和国在习近平主席的领导下,试图通过将民间社会组织与人权机制隔离的方式影响重要的人权机构。中华人民共和国为迎接一个新时代铺平了道路,阻止让其他国家和地区的政府声音,而这个新时代的来临是民间社会陷入沉默,人权体系遭受破坏。 为了迫使北京和于其志同道合的政府尊重、促进和保护一个自由,多样和多元化的公民社会,西藏人权与民主促进中心工作人员于12月4日至6日向设在新德里的135个联合国会员国大使馆呈交一封呼吁书。随信附上一张庆祝世界人权日71周年的贺卡。该信的副本也已提交给印度外交部长。 中华人民共和国认为,人权是国内问题,国际批评对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提出了挑战。无论如何,当联合国会员国不遵守国际法承诺时,国际社会就有责任保护所有受影响者的权利和自由。我们希望,《世界人权宣言》颁布纪念日之际使国际社会提醒人权机制的重要性,以及它有能力迫使北京和志同道合的政府尊重民间社会的人权呼声。   阁下: 我们代表西藏人权捍卫者和维权人士,写信庆祝颁布《世界人权宣言》周年日,以及自那个吉辰以来我们所取得的进展。 过去的71年中,我们逐渐认识到民间社会作为人权监督者的重要性。 在联合国人权理事会2017年的会议上,联合国秘书长安东尼奥·古特雷斯(Antonio Guterres)表示:“与民间社会的互动参与极大地增强了人权理事会的工作,在很多地方民间社会空间缩小的时代尤其重要。” 简而言之,为了捍卫普遍人权,我们必须保护民间社会的声音。 除非立即面对,否则越来越多国家政府将威胁到民间社会组织(CSO)来威胁人权。例如,中华人民共和国曾经旨在与联合国论坛保持距离。自习近平主席上任以来,它一直试图通过将公民社会组织与人权机制隔离开来影响关键的人权机构。为其他政府封锁批评之声铺平道路,中国正在迎来一个新时代,在这个新时代中公民社会被压制、人权制度遭到了破坏。 我们可以防止拥有最受谴责的人权记录的国家为我们所有人设定标准。我们之前已经这样做过:2018年6月,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的代表投票反对两项中国提案,即第31 / L.47和38 / L.39号修正案,这将使各国对民间社会有更多的控制权。我们必须继续通过敦促北京,以及于其志同道合的政府结束其骚扰活动,包括允许公民社会组织与联合国机制互动而不必担心报复,来保护《世界人权宣言》所设想的人权的完整性。 监视、没收护照、拘留、酷刑和针对家庭的威胁是中国用来防止民间社会成员离开其国的策略。这些压力策略使维权人士无法参加联合国人权体系或与国际公民社会组织进行协调,从而使国际社会更难以理解居住在中国境内人们的不满和愿望。中国外交部并未就其联合国人权报告向独立公民社会组织征询意见,这意味着民间社会的投入对于解决在中国境内遭受的侵犯人权行为至关重要。 当联合国成员国阻止其国内声音进入国际平台时,联合国人权机制将受到损害。 首先,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监视对通讯渠道的完全限制,骚扰以及对人权活动家和告密的恐吓,导致西藏的侵犯人权行为无法得到报道。 甚至在联合国场所,欧洲、美国和中国的人权活动家也遭到中国代表团,官方媒体和政府资助的“非政府组织”的骚扰。合格的调查记者和重要的CSO成员报告说,他们被禁止进入联合国人权机构,并被拍照。当向联合国安全部门报告中国未经授权监视的证据时,不清楚联合国安全机构是否采取行动制止或纠正此类侵犯。 这些恐吓损害了联合国的信誉,维权人士对中国政府的控制和恐吓感到无能为力。 中国政府旨在敦促联合国工作人员和代表不要与特定的人权活动家会面,努力阻挠民间社会。他们还抗议公民社会组织的参与,尤其是从事西藏和维吾尔问题的知名公民社会组织的参与。通过这些策略,中国会定期阻止和推迟联合国对公民社会组织的认证申请,这些申请者尤其是对发展中国家实施的侵犯人权行为提出了批评。 通常设法前往联合国论坛的中国民间社会活动家返回后会遭到报复。一个著名的例子是人权律师,他于2016年被拘留,并与亲戚和律师隔离。 许多人担心姜天勇被强行失踪,部分原因是与当年访问中国的极端贫困问题特别报告员菲利普·阿尔斯顿(Philip Alston)交谈。 鉴于这些滥用行为,我们敦促贵国政府采取以下行动: 向中国施加压力,要求其结束旅行限制和报复活动,以结束对民间社会的镇压,以便人权活动人士可以自由参与联合国人权机制; 通过以下方式改善对非政府组织的保护和民间社会活动家的安全参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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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十三五”(2016年至2020年)届满还有一年多,中国当局已经完成了其在西藏安多(青海省)强制搬迁52,000户农牧民家庭、其中包括20万人的目标。 中国主要的国家电视台央视(CCTV)于9月12日宣称,目前农牧民在从事乡村旅游项目后,该搬迁计划改善了农村人口的经济状况,这些项目包括经营农家乐,、兜售纪念品、经营游乐码头和饮食服务。 在青海强制搬迁集中安置村叫“德吉”村,该村村民中251个来自农牧民家庭,他们来自黄南藏族自治州的7个乡镇的30个“贫困县村”。他们于2016年搬迁到尖扎县安置村“德吉”村(藏语中的“幸福”)。他们是2016年,被强制搬迁到这里的。 报告说,搬迁两年后,地方当局在德吉村选择了30户家庭进行试点试验,以开办家庭旅馆业务,这是发展乡村旅游业总体目标的一部分。该业务仅在旅游旺季开放,据报道,整个家庭全家忙于准备食物,清洁床上用品和招待游客。安置村现已成为“新的旅游村”,从祖传土地中流离失所的居民期望在所谓的“文化旅游业”中找到谋生的来源。 在充满争议的扶贫和生态保护计划下进行了大规模强制搬迁,该铁腕计划在整个西藏高原上实施。尽管政府进行了宣传,宣传了成功的故事,但这些计划不仅破坏了他们的粮食安全并夺走了土地使用权,还使许多农村藏人居民的生活陷入贫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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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自中国17个省市的400名教师在所谓的“组团式”教育援助计划下开始在西藏自治区21所学校担任教师和管理人员。 《拉萨日报》 11日报道,目前的“组团式”计划的第九批人员中86在西藏学校直接担任名校长、教学副校长、教务主任、德育主任的管理人员,其余314名是小学,初中和高中的专职教师。 在区党委组织部的指导下,区教育厅已起草了《新一批“组团式”援藏工作实施方案》,且正在修改完善《西藏自治区“组团式”援藏教育人才管理办法》。并将此项工作纳入第九批援藏干部人才计划中。 来自北京的成员,现任拉萨市第二小学副校长的赵芸说: “将尽力搭建京藏两地交流平台,充分发挥北京优质教育资源的示范引领、辐射带学的作用,把先进的教育教学理念和方法无私地传授给当地教师。” 赵芸补充说,由于该计划,“让拉萨的孩子和北京的孩子一样,沐浴在先进的教学理念之下,为拉萨市培养造就爱党爱国的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和接班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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རྒྱ་གཞུང་གི་ས་གནས་ཉེན་རྟོག་པས་རྔ་བ་རྫོང་མཁར་གྱི་གཞུང་ལམ་སྟེང་དུ་བོད་རང་དབང་གི་ཞི་འབོད་གནང་མཁན་གྲྭ་གཞོན་སངས་རྒྱས་རྒྱ་མཚོ་འཛིན་བཟུང་བཙན་ཁྲིད་ཀྱིས་གར་ཁྱེར་ཅི་བྱས་ཆ་མེད་བཟོས་འདུག ཟླ་འདིའི་ཕྱི་ཚེས་༡༠ ཉིན་མདོ་སྨད་ཀིརྟི་དགོན་གྱི་དགེ་འདུན་པ་སངས་རྒྱས་རྒྱ་མཚོས་རྔ་བ་རྫོང་མཁར་གྱི་གཞུང་ལམ་སྟེང་དུ། བོད་ལ་རང་དབང་དགོས། ཞེས་ཞི་འབོད་གོམ་བགྲོད་གནང་སྐབས། དེ་མ་ཐག་རྒྱ་གཞུང་གི་ས་གནས་ཉེན་རྟོག་པ་སླེབས་ནས་ཁྲོམ་སྲང་མི་མང་གི་མཐོང་སར་དགེ་འདུན་པ་ཁོང་ལ་གཅར་རྡུང་གཏོང་བཞིན་འཛིན་བཟུང་བཙན་ཁྲིད་བྱས་ཡོད་ཀྱང་། ད་སྔར་རྒྱ་གཞུང་གིས་དགེ་འདུན་པ་ཁོང་གར་ཁྱེར་ཅི་བྱས་ཀྱི་གནས་སྟངས་གསལ་རྟོགས་མ་ཐུབ་པར་ལྷག་ཡོད། རང་ལོ་༡༧ ཡིན་པའི་དགེ་འདུན་པ་སངས་རྒྱས་རྒྱ་མཚོའི་ཕ་ཡུལ་སི་ཁྲོན་རྔ་བ་རྫོང་ཆོས་རྗེ་མ་ཡུལ་ཚོ་སོ་རུ་མ་སྡེ་བ་ནས་ཡིན་ཞིང་། ལོ་ན་ཆུང་དུས་ནས་ཁོང་ཀིརྟི་དགོན་གྱི་ཆོས་སྒོར་ཞུགས་ནས་ད་ལྟ་སྔོན་འགྲོའི་འཛིན་རིམ་དགུ་བ་ཡིན་འདུག ཁོང་གི་ཕ་མིང་ལ་རྗེས་དཀར་བཟོད་པ་དང་མ་མིང་ལ་དབང་ཁོ་ཟེར་ཞིང་། སྔོན་ཆད་ཁོང་ཚང་གི་འཚོ་ཐབས་གཙོ་བོ་འབྲོག་ལས་ཡིན་པ་དང་། ཕྱིས་སུ་ཀིརྟི་དགོན་མཐའི་གྲོང་དུ་གནས་སྤོར་བྱས་ཡོད་འདུག གཞན་ཡང་གོང་ཞུས་གནས་ཚུལ་དང་ཕྱོགས་མཚུངས། ཟླ་འདིའི་ཕྱི་ཚེས་༩ ཉིན་མདོ་སྨད་རྔ་བ་རྫོང་ཆོས་རྗེ་མ་ཡུལ་ཚོ་སོ་རུ་མ་སྡེ་བ་རང་ནས་ཡིན་པའི་གྲྭ་མིང་ལ་ཆོས་ཀྱི་རྒྱ་མཚོ་དང་སྐྱ་མིང་ལ་འབྲུག་ཁོ་ཞུ་བ་རང་ལོ་༢༢ ཡིན་པའི་གཞོན་སྐྱེས་ཤིག་གིས་རྔ་བ་རྫོང་ཐོག་ཏུ། ༧རྒྱལ་བ་བསྟན་འཛིན་རྒྱ་མཚོ་སྐུ་ཚེ་ཁྲི་ལོ་ནས་ཁྲི་ལོར་བརྟན་པར་ཤོག བོད་དོན་བདེན་མཐའ་སེལ་དགོས། ཞེས་རང་སྲེག་ཞི་འབོད་གནང་སྟེ་ཁོང་གི་གཟུགས་པོའི་བརྒྱ་ཆ་༧༠ འཚིག་སྐྱོན་བྱུང་བ་དང་། ཁོང་ད་ལྟ་སྐུ་གྲོངས་མེད་པའི་སྐོར་ཕྱིའི་གསར་འགྱུར་བརྒྱུད་ལམ་ཁག་ཏུ་སྤེལ་འདུག་ནའང་། སྔ་རྗེས་ཀྱི་གནས་ཚུལ་བྱུང་རིམ་དང་ལྷག་པར་དུ་ཁོང་དང་ཁོང་གི་ནང་མིའི་ད་ལྟའི་གནས་སྟངས་གསལ་རྟོགས་མ་ཐུབ་པས། འདི་ག་ལྟེ་གནས་ཁང་གི་ངོས་ནས་མུ་མཐུད་ཁོང་གི་དངོས་ཡོད་གནས་སྟངས་ཐད་ལ་ཞིབ་འཇུག་རྒྱུས་ལོན་བྱེད་མུས་ཡིན། རང་སྲེག་ཞི་འབོད་གནང་མཁན་འབྲུག་ཁོ་ནི་ཕྱི་ལོ་༢༠༠༩ ལོ་ནས་མདོ་སྨད་རྔ་བ་ཁུལ་དུ་རྒྱ་གཞུང་གིས་བོད་ཐོག་འཛིན་པའི་དབང་བསྒྱུར་དང་དྲག་གནོན་སྲིད་ཇུས་རབ་དང་རིམ་པར་རང་སྲེག་ཞི་རྒོལ་གནང་མཁན་གྲངས་༤༢ པ་དང་། བོད་ནང་དུ་རང་སྲེག་ཞི་འབོད་གནང་མཁན་གྲངས་༡༥༥ དེ་ཆགས་ཡོ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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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亡藏人民主2018年特别报告》

西藏人权与民主促进中心对第十六届西藏人民议会地6次会议上对流亡藏人《选举法》草案小组对民众的意见进行深入讨论,特别是按广大民众的意愿,维持选举分初选和决选表示赞赏,认为这是民众取得的一次大胜利。自2016年选举流亡藏人司政时广大民众提出是否需要两次投票的问题进行了激烈的讨论之后,本中心征求政府和非政府组织,以及知名人士、学者是否需要两次投票的意见和见解,并组织讨论会进行了深入的讨论。最终把民众和专家的意见和建议提交给《选举法》修改草案小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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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nam Tso (Credit: Radio Free Asia)
Sonam Tso (Credit: Radio Free Asia)

Chinese authorities have destroyed photographic and video evidence of a self-immolation protest staged by a 50-year-old Tibetan woman in Dzoege (Chinese: Ru’ergai) County located in present-day Ngaba (Ch: Aba) Tibetan and Qiang Autonomous Prefecture, Sichuan Province.

Sonam Tso, a mother of five children set herself on fire in March this year at the circumambulation path around Sera Monastery in Akyi Township in Dzoege County to protest the repressive policies implemented by Chinese government in Tib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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